治家贵严，以整齐严肃为宗旨，这是曾国藩一生奉行的家规准则，“严父常多教子，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，而流弊不可胜言矣。故易曰‘如吉！’欲严而有威，必本于庄敬，不苟言，不苟笑，故曰‘威如之吉’，反身之谓也。”
严肃出气象，为了培养子弟一种好的习气，曾国藩基于自己宦海沉浮数十年的经验，力戒子弟游手好闲、骄傲不驯的浮华习气。他一生勤于写信，几乎三天两头要写信回家，因此，他人虽不在家中，但家中几乎时时都有他的影子。
严的具体表现在于立家规。他时时写信叮嘱在家中的四弟曾国潢，“我有三事奉劝四弟，一曰勤，二曰早起，三曰看五种遗规。”除了对四弟提出要求外，他还与九弟曾国荃探讨家规，兄弟统一思想。最终，曾国藩与弟弟们立下“书蔬鱼猪，早扫考宝”的“八字家训”。他告诫家人子弟：“吾家子侄半耕半读，以守先人之旧，慎无存半点官气。不许坐轿，不许唤人取水添柴等事。其拾柴收粪等事，必须一一为之；插田莳禾等事，亦时时学习之。”又严格规定：“子侄除读书外，教之扫屋、抹桌椅、牧粪、锄草，是极好之事。”
曾国藩的家规不可谓不多，但核心在一个词：气象。他说：“凡盛衰在气象，气象盛则虽饥亦乐，气象衰则虽饱亦忧。”
所谓气象，在古人看来是能预示吉凶的云气变化，也是指人的气度、气派。在曾国藩看来，气象分两种，一种是官气，一种是生气。
所谓官气，是指一种富贵气。曾国藩的家规中坚决反对家人子弟染上富贵气息。他反复申诫：“凡世家子弟，衣食起居，无一不与寒士相同，庶可以成大器；若沾染富贵习气，则难望有成。”
在他看来，真正的富贵是内在的精神富足，否则，“文人富贵，起居便带市井。富贵能诗，吐属便带寒酸。”因此，他强调子弟要在自修处求强，不要在胜人处求强。
所谓生气，是指一种生动活泼的元气。曾国藩指出：“一国有一国之气，一家有一家之气，一身有一身之气，元气者，生气也。能养生气，则日趋于盛矣。”生气从哪里来？曾国藩指出：“勤者生动之气，俭者收敛之气。一收一放，两面兼顾，便可惜福远忌。”勤字加俭字等于生气。他又说：“书蔬鱼猪，一家之生气；早扫考宝，一人之生气。”书蔬鱼猪四样可以培养一个家庭的生气，早扫考宝四样可以培养一个人的生气。“家勤则兴，人勤则健；能勤能俭，永不贫贱。”
反之，骄字加惰字就等于官气。他分析历史上的事例总结道：“天下古今之才人，皆以一傲字致败；天下古今之庸人，皆以惰字致败。”“军事之败，非傲即惰，二者必居其一；巨室之败，非傲即惰，二者必居其一。”
曾国藩尽管军务政务繁忙，但他特别注意观察家人子弟的气象变化，一旦发现苗头，便及时指出。他反复提醒在乡下主持家业的四弟曾国潢好好管教子侄辈，同时又赋予其治家的责任，以使命来激励曾国潢带头严守家规。
曾国藩为了让家规落在实处，特别重视时时在细节上提醒。诸如什么是骄，骄的危害，如何来防范。他不仅提醒这些家规的具体细节，还时时告诫如何来落实家规的具体办法，如：“以勤劳为体，以谦逊为用，以药佚骄。”“至于兄弟之间，我也只是爱德，不喜欢相互姑息。用勤俭相教，用习劳守朴相劝勉，这是兄弟之间以德相爱；丰衣美食，随心所欲，这是兄弟之间以姑息相爱。姑息，会使兄弟们四体不勤，充满骄气，将来做出丧德败行之事，这是我领着兄弟们干不孝的事，我不敢这么做。”
曾国藩认为，戒傲惰，必须以守谦勤为主；戒奢侈，必须以崇尚俭约为主。他平生以“咬得菜根百事可做，世味淡薄身心无累”为法，对吕坤所说“置富贵、贫贱、死生、常变于度外，是养心第一法”玩味尤久。知足天地宽，贪得宇宙隘，因此，“仕宦之家，不蓄积银钱，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，一日不勤，则将有饥寒之患，则子弟渐渐勤劳，知谋所以自立也矣。”
其后，曾氏家族人才辈出，与其家规严整关系重大。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任常驻英、法大臣，不辱使命的同时，将使馆由租赁改为自建，确保使馆规模不失大国风度，亦不流于奢靡。使馆落成，他还亲书一联悬挂大门两侧：
濡耳染目，靡丽纷华，慎勿忘先父俭以养廉之训；
参羊倚衡，忠信笃敬，庶可行圣人存而不论之邦。
上联警策自己，要不忘其父“俭以养廉”的家训，在西方的花花世界立于不败之地；下联则阐明其外交宗旨，效法孔子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行矣”和《庄子·齐物论》六合之外圣人“存而不论”的宗旨，赢得了欧人的尊重。
要言之，曾国藩的家规之所以有效，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家规中蕴含的价值观是正确的。他不追求那种表面的富贵，而希望达到精神气象的富贵。家教家规只是一种手段、一种载体，正确的价值导向才是根本，才能得到家人子弟们的自觉遵守。古人云：“父母之爱子，为之计深远。”曾国藩的家规真正做到了为之计深远。（刘绪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