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有水曰贪泉，人饮其水起贪心，即廉士亦贪。”《晋书·良吏传·吴隐之》中记载，东晋时，广州城二十里外有一口甘泉，赴任的官员路过此地，一般都会在泉边休息一下，饮上一杯泉水。巧的是，这些官员到广州后，不几年便从两袖清风变成腰缠万贯的贪官了，一来二去，“贪泉”之名就传开了。因此，为避贪名，那些过路的官员即使口干舌燥，也都望泉而过，不敢再随便饮用。而新上任的广州刺史吴隐之却不以为然，他路过贪泉时不顾劝说，专门取泉水而饮，还赋诗一首明志：“古人云此水，一歃怀千金；试使夷齐饮，终当不易心。”这大概就相当于廉洁奉公的表态发言了。
当时的广州虽偏远，却也算繁华富庶，是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和通商口岸。《南齐书·王琨传》记载：“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，便得三千万。”但吴隐之用行动为贪泉正了名。敢喝贪泉并公开赋诗明誓的吴隐之，一直秉持承诺和信念，在广州刺史这样的肥缺上始终清廉为官、清白做人，并且以贪泉为镜，而“清操愈厉”。任期结束后，他乘船返回建康时，依旧身无长物、两袖清风，与之前官员离任时“船载洋货，车装珍宝”的情形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东晋时期，官场奢靡浮华，官员贪腐成风，然而，吴隐之身处这样的环境，却能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，终其一生都廉洁为官、甘于清苦，可谓一股难得的清流。
不但吴隐之敢喝贪泉，后人也常以之自警自励。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大喊“酌贪泉而觉爽，处涸辙以犹欢”。明代的尹凤岐在《送兄广东参政应奎》一诗中写道：“珍重平生清节在，不妨引满酌贪泉。”确实，只要坚守清廉自律的节操，就能在各种名利诱惑、环境影响下，淡然处之、安之若素，永葆气定神闲、洁身自好的超然风采。可见，人心有贪不在泉，再清澈干净的泉水，也拯救不了一颗想要贪腐的灵魂。泉之所以名为“贪”，只是为官员的贪婪背了黑锅。官员们不饮贪泉之水，既是避嫌，更是作秀。不是百姓无知，不知道贪不贪腐不在泉水本身，而是一种没法言说、只能暗讽的无奈。
回到现实，一些贪腐分子落马后，声泪俱下、悔不当初，却将自己贪腐的原因，归咎于领导、家人和下属，归咎于所处的岗位、体制和环境，颇有点“我想做个好官，都是因为……”的无奈与委屈。“白沙在涅，与之俱黑。”各种外在因素，对于贪腐有没有影响？肯定是有的，但能否守正自持、谨守初心，才是会不会陷入贪腐泥淖的关键。
明代袁了凡在《了凡四训》中提到：“一切福田，不离方寸；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”“方寸”就是人的内心，它如一方良田，需要细细耕耘，时时铲除欲念的杂草，呵护初心的纯洁本真，才能拥有高洁的人品和清澈的人生。甘愿回乡务农的将军甘祖昌，用行动耕耘自己的“方寸”，把内心的纯净写在大地上，也写在了老百姓的心田上。他的“方寸”是什么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所以“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”。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，“我们共产党人讲奉献，就要有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心，有了这颗心，就会‘痛并快乐着’，再怎么艰苦也是美的、再怎么付出也是甜的，就不会患得患失。”
再看看那些落马的贪官，有不少也曾是安贫乐道、不计名利的奋斗者，然而，随着职务高升、大权在握，他们忘了初心，乱了方寸，在欲望、诱惑等形形色色的“贪泉”面前做了俘虏。当一颗心被“贪泉”时时浸泡着，又怎会在“手莫伸”的劝告和“伸手必被捉”的警示中知止、收手？心为物役，那身陷囹圄也是预料之中的事。
为什么有人出淤泥而不染，饮贪泉“清操愈厉”？关键在于守住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在做人、为官上做到虔诚而执着、至信而深厚。当然，不忘初心，不离方寸，知易行难。“干部的党性修养、思想觉悟、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积累而自然提高，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，而需要终生努力。”成为好干部，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，加强党性修养，加强品格陶冶。只要能守住做人、处事、用权、交友的底线，就能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，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。（何亚兵 张培胜）